一代奇人——东方朔

东方朔（前154～前93），复姓东方，名朔，字曼倩，平原厌次（今山东陵县）人。博学多识，滑稽善辩，诙谐足智，机敏过人。但言谈放荡，行为不检，近似癫狂。事汉武帝为郎，以滑稽善辩得宠，官至太中大夫、给事中。但终身不得大用。晚年有所转变，颇有善言直谏，但仍诙谐不改。其事迹史书多有记载，但评价不一。刘向视其为神仙家，收入《列仙传》；司马迁视其为滑稽家，与淳于髡、郭舍人等并写入《史记•滑稽列传》；《汉书》单独为之立传。有赞曰：“其滑稽之雄乎”!（《汉书•东方朔传》，下引此书不再加注）评说贬多褒少。而《汉书•艺文志》著录东方朔文二十篇于杂家类。今人将东方朔列入文学家。如何评说，难定一格。

滑稽诙谐　喜剧人生
《汉书•东方朔传》载东方朔到长安上书自言身世云：
臣朔少失父母，长养兄嫂。年十三学书，三冬文史足用。十五学击剑。十六学《诗》、《书》，诵二十二万言。十九学孙、吴兵法，战阵之具，钲鼓之教，亦诵二十二万言。……又常服子路之言。年二十二，长九尺三寸。目若悬珠，齿若编贝。猛若孟贲，捷若庆忌，廉若鲍叔，信若尾生。若此，可以为天子大臣矣。


此言东方朔二十二岁到长安上书。而《列仙传》说他曾“久在吴中，为师数十年”，显然不足信，传闻而已。《史记•滑稽列传》云：“武帝时，齐人东方生，名朔，以好古传书，爱经术，多所博观外家之语。朔初入长安，至公车上书，凡用三千奏牍。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”，仅能举动。汉武帝读两个月才算读完。
上书说了什么，除《汉书•本传》录其自言身世一段外，各书均不见有录。但从自言身世一段可以看出，其中不乏自我吹嘘。故班固说他“言辞不逊，高自称誉。”因此汉武帝看了，虽奇“伟之”，但未立即诏用，只使其“待诏公车”。“公车”，汉设机构，属卫尉。公车司马掌殿司马门夜徼宫，天下到京上书言事以及征召到朝廷的人士，都到公车。

东方朔待诏公车，久不见诏见和录用，俸禄又薄，急了。于是想法引起皇帝重视，从而召见他，以便进身。有一天他编造谎言，吓唬在宫中养马（或御马）的矮子———侏儒说：“皇上以为你们身单力薄，种田不及常人，当官当不了，当兵拿不动兵器，于国无用，白费国家衣食，要尽杀你们。”侏儒们吓得哭了。东方朔又教其主意说：“过一会儿皇上从这里经过，你们可以向皇上叩头请罪。”不一会儿汉武帝果然从这里经过，侏儒忙向前号泣叩头。汉武帝不知为何，便问：“这是为什么?”侏儒们哭着说：“东方朔说皇上要杀掉我们。”为了弄清原因，便召东方朔问道：“你为什么要吓唬侏儒?”东方朔说：“我活着要说，死了也要说，侏儒身长三尺余，拿一囊粟，钱二百四十。我身长九尺余，也是一囊粟，钱二百四十。侏儒要撑死，我东方朔要饿死。如果侏儒可用，最好改变待遇。如不可用，干脆赶他们走，不要白费长安的粮米。”一席话把汉武帝说笑了。原来如此。汉武帝明白了东方朔的用意，于是“使待诏金马门，稍得亲近。”

金马门者，宦者署门也。门旁有铜马，故曰“金马门”。汉代制度，凡征召来的士人，都待诏公车。只有学识优异才能出众者，才得待诏金马门。金马门比公车进了一步，设在宫中，能常见皇帝，故曰“稍得亲近”。

东方朔用这种恶作剧的方式作为晋身之阶，实在有些损德，但他取得了成功：待诏金马门，得入宫中，有较多机会接近皇帝。东方朔并不因此满足，而是得寸进尺，千方百计寻机炫耀自己，以期进一步接近皇帝。

有一天，汉武帝召集诸多术数家“射覆”（即将某物置于反扣的器皿之下，令人猜测），放置一守宫（壁虎）于覆盂下，令术数家们猜测。众术数家皆射不中。东方朔向前请求汉武帝说：“臣曾学习过《易》，请让我来猜。”于是他“别蓍（分开卜卦用的蓍草或蓍龟）布卦”，算了一算说：“臣以为像龙但无角，似蛇而又有足，爬起来跂跂脉脉，善于攀缘墙壁，不是守宫就是蜥蜴。”射中了，汉武帝称善，赐帛十匹。复使猜射他物，连连射中，皇帝也连连赐帛。

时有幸倡郭舍人，滑稽不穷，得武帝宠幸，常侍左右，在旁看得眼红，就说：东方朔发狂，侥幸射中罢了，并不是他的术数极精。我愿意令东方朔再射一物。他射中了，打我百棍；不能射中，赐给我帛。于是暗置一树上“寄生”于盂下，令东方朔猜射。东方朔说：“是窭薮也。”舍人认为东方朔猜错了，忙说：“果知朔不能中也。”东方朔辩说：“生肉为脍，干弱为脯；著树为寄生，盆下为窭薮。”不知东方朔是杜撰，还是真有此典故。舍人不知，汉武帝认可。于是“令倡监榜（棒打）舍人”。舍人不胜痛苦，大声呼叫。东方朔在旁幸灾乐祸，火上浇油，笑说：“咄!口无毛，声嗷嗷，尻（屁股）益高。”舍人愤怒地说：“朔擅抵欺天子从官，当弃市。”于是汉武帝问东方朔：“为何诋毁舍人?”朔答曰：“臣哪敢诋毁他，是与他说隐语罢了。”武帝问：“隐语怎么说?”朔说：“夫口无毛者，狗窦（腚）也；声嗷嗷者，鸟哺瞤（雏鸟）也；尻益高者，鹤俯啄也。”又把舍人骂了一顿。舍人不服，并企图寻机报复，便说：“臣愿复问朔隐语，不知，亦当榜。”即妄为谐语曰：“令壶龃，老柏涂，伊优亚，狋吽牙。何谓也？”朔曰：“令者，命也。壶者，所以盛也。龃者，齿不正也。老者，人所敬也。柏者，鬼之廷也。涂者，渐洳径也。伊优亚者，辞未定也。狋吽牙者，两犬争也。”舍人所问，朔应声辄对，变诈锋出，莫能穷者，左右大惊。上以朔为常侍郎，遂得爱幸。

东方朔依其广博的知识，精到的术数，机敏的辩才和滑稽诙谐的隐语，又一次用恶作剧的方式炫耀了自己，戏侮了他人，而取得了汉武帝的欣赏和爱幸。因此，“上（汉武帝）以朔为常侍郎，遂得爱幸”。

东方朔得宠之后，更加有恃无恐。不仅言谈放荡，玩世不恭，而且举止无礼，近似癫狂。

有一次，三伏天，“诏赐从官肉”。天晚了，负责分肉的大官丞还没有来。东方朔等不及，便擅自一个人拔剑割肉而去，并对从官们说：“伏日当早归，请受赐。”大官丞以为无礼，告到皇帝那里。第二天汉武帝问东方朔：“昨日赐肉，为什么不待诏令就独自拔剑割肉而去?”东方朔忙免冠谢罪。武帝说：“先生起自责也。”叫他自我检讨。东方朔再拜曰：“朔来!朔来!受赐不待诏，何无礼也!拔剑割肉，一何壮也!割之不多，又何廉也!归遗细君（老婆），又何仁也!”汉武帝笑了，说：“叫你自责，你反自誉。”复赐酒一石，肉百斤，令归遗细君。

东方朔的滑稽诙谐，以及汉武帝对东方朔的宠幸由此可见一斑。

说到“归遗细君”，有必要交代一下。即东方朔好女色，出手大方。皇上所赐钱财，大多用在了女人身上。《史记•滑稽列传》说东方朔“徒用所赐钱帛，取少妇于长安中好女。率取妇一岁所者即弃去，更取妇。所赐钱财尽索之于女子。人主（皇帝）左右诸郎半呼之‘狂人’”。

东方朔行为不检，近似玩弄女性。这种污德“狂人”，汉武帝不仅不责怪，反而赞许，对称东方朔为“狂人”的诸郎说：“令朔在事无为是行者，若等（你们）安能及之哉!”

正因有皇帝的赞许，东方朔便有更狂的表现。《史记•滑稽列传》载：有一次东方朔走在殿中（去坐席），有个郎对他说：“人皆以先生为狂。”东方朔不以为耻，更不以为忧，反而说出更狂的话。朔曰：“如朔等，所谓避世于朝廷间者也。古之人，乃避世于深山中。”等坐席中，饮酒至酣，又据地而歌曰：“陆沉于俗，避世金马门。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，何必深山之中，蒿庐之下。”意思是说隐于朝廷，既可避世全身，又有高官厚禄，身伴天子，言谈可任意挥洒，丰厚的俸禄可以纵情享受，何必像古人那样避世于深山，蜗居于草庐之下，去受苦呢?

这种言论，按汉律死罪有二：一是欺君。在朝当官，就要事君竭力，尽忠效命。否则官居要位，窃取厚禄，只为个人享受和“全身”，就是“欺君”。二是有辱当朝。如若要问：“你避的什么世，全的什么身?”岂不得出答案是当世为“乱世”，人命“自难保”吗?这样有辱当朝，岂不也是死罪?再说，贤士归隐，不为当世所用，也可定为死罪。西周初年，姜太公就封至齐，听说有贤士（华士、狂矞）兄弟二人，隐于东海，声言：不臣天子，不友诸侯，耕作而食，拙井而饮，无求于人，无上之名，无君之禄，不事仕而事力。太公闻知，以为“世之贤士不为君用，非明主之所臣”，干脆把二人杀掉了。（事见《韩非子•外储说右二》）

这些掌故和律条，东方朔不能不知，而敢公开声言是隐于朝廷，“避世全身”，这不是狂到家了吗!

东方朔还“任其子为郎，又为侍谒者，常持节出使。”并教其子学他，也“避世全身”于朝廷间。

当然，东方朔可能心中有数：一是他以滑稽诙谐得宠，连恶作剧也屡试不爽，更何况“常在侧侍中，数召至前谈语，人主未赏不说（悦）也”（《史记•滑稽列传》）。二是东方朔确实有广博的知识，又有机智善辩的才能，总能说转皇帝，变不利为有利。是之谓“艺高人胆大”吧。其知识渊博，以下两事可见一斑。

《史记•滑稽列传》载：有一次，会聚宫下博士诸先生与东方朔辩论，博士们一齐向他发难说：“苏秦、张仪凭着三寸不烂之舌以干万乘之主，都做到了卿相的大官，使后世受惠，你读了那么多书，博闻辩智，竭力尽忠于汉武帝这样的圣明之君，积数十年，才做到了一个小小的侍郎，这是什么缘故呢?”东方朔以时势不同作答，纵论战国时代和当世形势之不同。战国时期，天下分裂，列国竞雄，“得士者强，失士者亡，故说听行通。……今非然也。圣帝在上，德流天下。诸侯宾服，威振四夷，连四海之外以为席，安于覆盂，天下平均，合为一家，动发举事，犹如运之掌中。贤与不肖，何以异哉?……使张仪、苏秦与仆（我，东方朔）并生于今之世，曾不能得掌故，安敢望常侍侍郎乎!”又引传曰：“天下无害灾，虽百圣人，无所施其才；上下和同，虽有贤者，无所立功。”这是所谓“时异则事异”，“你们有什么可怀疑我的呢!”“于是诸先生默然无以应”。

又：建章宫后阁重栎中出来一物，其状似麋。听说后，汉武帝去看了，问左右群臣习事通经术者，无人知晓。诏东方朔去看。东方朔说：“我知道，希望赐给美酒粱饭让我大吃大喝一顿，我就说。”诏曰：“可。”但东方朔过了一会儿又说：“某处有公田鱼池蒲苇数顷，陛下若赐予我，我就说。”诏曰：“可。”于是东方朔这才说：“所谓驺牙者也。远方当有来归顺的，而驺才预先出现。”过后一年左右，匈奴混邪王果然率众十万来降归汉，证实了东方朔的预言。因此，汉武帝“复赐东方生钱财甚多”。

东方朔自视甚高，满朝文武，“自公卿在位，朔皆敖弄，无所为屈。”汉武帝曾问朔：“方今公孙丞相（弘）、儿大夫（宽）、董仲舒、夏侯始昌、司马相如、吾丘寿王、主父偃、朱买臣、严助、汲黯、胶仓、终军、严安、徐乐、司马迁之伦，皆辩知宏达，溢于文辞，先生自视何如比哉?”东方朔戏弄地说：“臣观其砊齿牙，树颊胲，吐唇吻，擢项颐，结股脚，连睢尻，遗蛇其迹，行步睠旅，臣朔虽不肖，尚兼此数子者。”

汉武帝以知识才能提问，东方朔却以形态体貌的某些缺点戏弄大臣，还大言不惭地说，能兼此数子。其狂妄、放荡，进对言辞，“皆此类也”。

直谏诚嘉　曲意可悲
东方朔天性诙谐，虽难自改，但是也有忠直的一面。班固说他：“然时观察颜色，直言切谏，上常用之。”如建元三年（前138），汉武帝始微服出行。与左右能骑射者约于诸殿门，常常夜出，自称平阳侯。猎于南山下，驰射鹿、豕、狐、兔，手格熊罴，践踏农田禾稼。百姓号呼谩骂，地方官（雩、杜令）欲抓捕之。驰猎所到之处，私置更衣之所十几处。又决定圈占阿城以南，周至以东，宜春以西地，扩建上林苑。当时东方朔在旁，上前进谏，陈《泰阶六符》之奏，劝之以应天顺人：“臣闻谦逊静悫（谨慎），天表之应，应之以福；骄溢靡丽，天表之应，应之以异。”又说：“夫南山，天下之（险）阻也。……厥壤肥饶”，物产丰富，万民所仰足，今扩建为苑，上乏国家之用，下夺农桑之业，又坏人冢墓，发人室庐，令幼弱怀土而思，耆老泣涕而悲，“故务苑囿之大，不恤农时，非所以强国富人也。”接着又以“殷纣作九市之宫”、“秦兴阿房之殿”，招致灭亡的教训为鉴，劝武帝深省。

汉武帝虽未采纳东方朔的意见，“遂起上林苑”，但却因《泰阶》之奏，乃拜朔为太中大夫、给事中，赐黄金百斤。

东方朔的谏言也有被采纳的，如奉觞上寿，劝武帝止哀：隆虑公主之子、汉武帝的外甥兼女婿昭平君，恃势骄横，醉杀主傅，狱系内宫。廷尉论罪，武帝许之。但又哀痛不已，说：“吾妹老有这么一子，死时托付给我”。但法不容情。于是垂涕叹息，哀不能自止。正在这时，朔前上寿，曰：“臣闻圣王为政，赏不避仇雠，诛不择骨肉。《书》曰：‘不偏不党，王道荡荡。’此二者，五帝所重，三王所难也，陛下行之，是以四海之内元元之民各得其所，天下幸甚!臣朔奉觞，昧死再拜上万岁寿。”武帝这才起来，进入省中。但到了晚上又召东方朔责问说：“传曰：‘时然后言，人不厌其言’，今先生上寿，时乎?”责东方朔上寿不是时候。东方朔忙免冠顿首，谢罪说：“我听说乐太甚则阳溢，哀太甚则阴损。阴阳变则心气动，心气动则精神散，精神散而邪气及。销忧者莫若酒。臣朔所以上寿者，明陛下正而不阿，因此止哀也。”由此不仅化解了武帝的不满，并且得到了赏赐和复用———“复为中郎①，赐帛百匹”。

东方朔的直言切谏又一次被采纳，那就是敢逆“龙鳞”，阻止武帝的宠幸之人“董君”入宣室赴宴。

“董君”何许人也?汉武帝姑母馆陶公主号“窦太主”的近幸（情人），且得武帝之宠，称其为“主人翁”的董偃。窦太主尚堂邑侯陈午。午死，窦太主寡居。年五十余，守寡不住。而养在其第中的董偃，少年“姣好”。至十八而冠，即得近幸。“出则执辔，入则侍内”。“以主故，诸公接之，名称城中，号曰‘董君’。”因劝公主献长门园，而使汉武大悦。又假称公主有病，骗得汉武帝临视。董偃得机侍宴，武帝大为欢乐。于是“董君贵宠，天下莫不闻。郡国狗马蹴鞠剑客辐凑董氏”。董氏也常从皇帝游戏宫中，猎逐园林，观看斗鸡蹴鞠之会，角逐狗马之足，使“上大欢乐之”。

有一天，汉武帝为窦太主置酒设宴宣室，使谒者引董偃入内。时东方朔当值，持戟立于阶侧，上前阻止，曰：“董偃有斩罪三，安得入乎?”皇上问：“这怎么说?”东方朔大声说：“偃以人臣私侍公主，其罪一也。败男女之化，而乱婚姻之礼，伤王制，其罪二也。陛下富于春秋，方积思于《六经》，留神于王事……偃不遵经劝学，反以靡丽为右，奢侈为务，尽狗马之乐，极耳目之欲，行邪枉之道，径淫辟之路，是乃国家之大贼，人主之大蜮，偃为淫首，其罪三也。”武帝默然不应，良久曰：“吾业已设饮，后而自改。”东方朔说：“不可。夫宣室者，先帝之正处也，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……”汉武帝说：“善。”于是诏止，“更置酒北宫”，“赐朔黄金三十斤”。

东方朔又一次善言正谏，是武帝问治国化民之道，东方朔对以孝文之治。《汉书》本传载：

时天下侈靡趋末，百姓多离农亩。上从容问朔：“吾欲化民，岂有道乎?”朔对曰：“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成康上古之事，经历数千载，尚难言也，臣不敢陈。愿近述孝文皇帝之时，当世耆老皆闻见之。（文帝）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身衣弋绨（黑色厚缯），足履革舄（硬生皮鞋），以韦（不加饰的韦）带剑，莞蒲为席，兵木无刃（不治利兵），衣（乱絮）无文（纹饰），集上书囊以为殿帷，以道德为丽（美），仁义为准。于是天下望风成俗，昭然化之。今陛下以城中为小，图起建章，左凤阙，右神明，号称千门万户；木土衣绮绣。狗马被（披）缋（五彩毛织物）；宫人簪玳瑁，垂珠玑；设戏车，教驰逐，饰文采，聚珍怪；撞万石之钟，击雷霆之鼓，作俳优，舞郑女。上为淫侈如此，而欲使民独不奢侈失农，事之难者也。陛下诚能用臣朔之计，推甲乙之帐燔之于通衢，却走马示不复用，则尧舜之隆宜可与比治矣。《易》曰：‘正其本，万事理，失之毫厘，差以千里。’愿陛下留意察之。”

这篇谏言刚直不阿，正义凛然，敢拿汉武帝之奢侈与孝文帝之节俭对比，直言当今天子之失，是要有胆量、有卓识、有正义在胸的，弄不好会招致杀身之祸。但因言皆有据，道理明正，汉武帝虽不改其奢，但也没有怪罪。

东方朔的直言切谏，还有两事。

其一，劝止武帝浮海求蓬莱。《资治通鉴•汉纪•孝武皇帝》载：元年（前110），汉武帝封泰山后，听信方士之言，以为蓬莱诸神可得，欣然东至海上，欲自浮海求之蓬莱，群臣谏不能止。东方朔谏曰：“夫仙者，得之自然。……若其有道，不忧不得；若其无道，虽至蓬莱见仙人，亦无益也。臣愿陛下第还宫静处以待之，仙人将自至。”汉武帝这才罢了。

其二，《史记•滑稽列传》云：

至老，朔且死时，谏曰：“《诗》云：‘营营青蝇，止于蕃。恺悌君子，无信谗言。谗言罔极，交乱四国。’愿陛下远巧佞，退谗言。”帝曰：“今顾东方朔，多善言。”怪之。居无何，朔果病死。传曰：“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；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”是之谓也。

这段文字没有前因后果。东方朔为什么有此谏言?《资治通鉴•汉纪•孝武皇帝》有段记述：太子造反，兵败逃亡。武帝怒甚，欲必发兵诛之。群臣忧惧，不知所出。壶关三老茂上书谏说以骨肉之情：“太子造反，是因奸诈之臣用上命迫蹴太子，太子以救难自免罢了，并无邪心”。于是引《诗》曰：“营营青蝇，止于蕃。恺悌君子，无信谗言。谗言罔极，交乱四国。”书奏，武帝感悟，然尚未说赦免太子。

但这段话记于征和元年（前91），壶关三老茂名下。时朔已于两年前病故，引《诗》一样，是两回事，引用相同，还是同一件事，记事有误?不敢断定。东方朔的“直言切谏”，所见大体如此。

晚年转变　终吐真言
东方朔自视极高，欺诋下人，傲弄大臣，有点目空一切，除了皇帝，似乎谁也不放在眼里。自言诵《诗》、《书》二十二万言，兵法二十二万言，又学战阵、钲鼓之教，二十二岁身长九尺余，堂堂仪表，勇若孟贲，捷若庆忌，廉若鲍叔，信若尾生，文武全才。“若此，可以为天子大臣矣。”“为天子大臣”这是东方朔的初衷宏愿。在他自己想来，这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，事与愿违。尽管他费尽了心机，表现自己，但就是不见重用，只是“常为郎，与枚皋、郭舍人俱在左右，诙啁而已”。对此，东方朔当然不会甘心。

怎么办?改变方式。直的不行，来曲的。首先，曲意奉承，吹捧皇帝。有一次汉武帝问他：“先生视朕何如主也?”东方朔说：“唐虞之隆，成康之际，未足以喻当世。臣伏观陛下功德，陈五帝之上，在三王之右。非若此而已，诚得天下贤士，公卿在位，咸得其人矣”。于是把当朝大臣比做周、邵二公、孔子、太公、毕高公、皋陶、后稷、伊尹、伯夷、管仲、百里奚、子产等，把武帝说得大笑。显然汉武帝听出了其中的奥妙：东方朔在说违心的话，曲意奉承而已，与前“自公卿在位，朔皆傲弄”，完全相反；与前之“直言切谏”批评武帝之失和陈“化民之道”，也大相径庭，故汉武帝大笑，以滑稽诙谐之言视而置之。这一手又失灵了。

汉武帝雄才大略，内兴制度，外事四夷，国家多事，用人之际，广揽英俊。“程其器能，用之如不及。”自公孙弘至司马迁，满朝文武，皆得其位。而东方朔则常与幸倡俳优为伍，实在令其难忍。没有办法，只好上书陈农战强国之计，因自讼独不得大官，欲求试用。“其言专用商鞅、韩非之语，辞数万言，终不见用”。朔因著论，设客难已，用位卑以自慰谕。又作《非有先生论》，借非有先生之口，以谏吴王为名，既发牢骚，又抒政见；既大讲仁义大道之理，又借机讥评当世。由此看来，东方朔晚年压抑过于深重，实在“直”不起来了。直到临死，再无顾忌时，才再敢一吐真言，谏曰：“愿陛下远巧佞，退谗言”。一语道出久积胸中的块垒，使汉武感到奇怪，说：“今顾东方朔多善言?”

东方朔的著述颇多，但流传下来的不多。《汉书•艺文志》著录二十篇，见诸《本传》者，有：《答客难》、《非有先生论》、《封泰山》、《责和氏璧》、《皇太子生谋》、《屏风》、《殿上柏柱》、《平乐观赋猎》、《从公孙弘借车》及八言、七言（诗）上下等。前二篇，班固称其最佳，故录有全文，其余仅具目录。班固认为：“凡刘向录朔书具是矣，世所传他事，皆非也。”注引师古曰：“谓如《东方朔别传》及俗用五行时日之书皆非事实也。”班固此说自相矛盾。他在《汉书•艺文志》著录朔书二十篇于杂家类，这里怎么又说朔书就是这十篇呢?再说，就其《传》中所见，上书三千奏牍，上《泰阶》之奏和“陈农战强国之计”数万言，难道不是东方朔的著作吗?除此之外，《隋书•经籍志》著录东方朔《十洲记》和《神异经》于史部地理类。《神异经》有争议，或谓后人所作，而《十洲记》今已大体肯定是东方朔撰。

东方朔的思想，由于他“言不纯师，行不纯德”，班固说他“诙达多端，不名一行，应谐似优（俳优—演员），不穷似智，正谏似直，秽德似隐”，很难说他是什么家。但其思想的基本倾向，还是可以从其“正谏”之辞和著作中看出的。其《泰阶》之奏、“宣室之谏”（阻董偃入宣室）表现他重礼重义，尚俭禁奢。重本抑末，基本观点倾向儒家。这与其《签客难》和《非有先生论》所表现的思想基本一致。东方之论，以此二篇最为完整，最为班固称道，说：“朔之文辞，此二篇最善”。的确此二篇表达思想最完备而真实，基本体现的是儒家思想。

其一，讲修身、行仁义。如其《签客难》，虽是为自己不得大官自解自慰，说时异事异，生不逢时，无所用武，但又说：“虽然，安可以不务修身哉!”“苟能修身，何患不荣!（姜）太公体行仁义，七十有二设用于文武。”并引《诗》云：“礼义之不愆。何恤人之言?”强调修身，体行仁义。

其二，主张褒有德，禄贤能；退谗言，远巧佞。这是在东方朔言论当中屡见的。他常以历史上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为例，以桀、纣与汤、文对比，说明信谗言、用巧佞的危害，而用贤能、褒有德的益处：桀、纣“放戮圣贤，亲近谗夫”，“遂往不戒，身没被戮，宗庙崩弛，国家为虚”。而商汤、周文王，得伊尹、姜太公辅弼，“本仁祖义，褒有德，禄贤能。诛恶乱，总远方，一统类，美风俗，此帝王所由昌也。上不变天性，下不夺人伦，则天地和洽，远方怀之，故号圣王”。因此说，帝王应当“举大德，赦小过，无求备于一人”。这些理论也是儒家的东西。

当然，东方朔所学驳杂，不拘一说，有许多自相抵牾之处。他既“非夷齐而是柳下惠”，认为伯夷、叔齐兄弟二人，耻食周粟，隐遁于首阳山，采薇而食，而至饿死，实不可取，戒其子不要学他。要学老子，避害于朝廷间，“以隐玩世”，故曰“首阳为拙，柱下为工”。是说老子为周柱下史，隐于朝，终身无患，是为工（做得好）也。但是，在《非有先生论》中又借非有先生之口称夷、齐为仁者。他说：“伯夷、叔齐避周，饿于首阳之下，后世称其仁。”再是对汉武帝及其政治，心中不满，却当面吹捧。他发狂言，说自己是避世于朝廷间的隐者，其实隐含了对汉帝的不以为然的看法。如果当时是一种牢骚，是发泄对不得重用的不满情绪，那么到了晚年，而借非有先生对吴王的谈话，大谈避世原因，就含有人主不明，用人不当的批评了。

吴王问非有先生：先生来到吴地，我对你期望极高，但三年了，先生“进无以辅治，退不扬主誉”。“盖怀能而不见，是不忠也；见而不行，主不明也。意者寡人殆不明乎?”非有先生伏而唯唯，不敢说话。吴王曰：“可以谈矣，寡人将竦意而览焉。”先生说：“于戏!可乎哉?可乎哉?谈何容易!”就是说话不好说。“非明王圣主，孰能听之?”吴王一再催促。非有先生这才开口，说以关龙逢谏桀，比干谏纣，极虑尽忠，反忤邪主之心，遭杀身之祸，使贤能之士不敢进，而避居深山间。“如是，邪主之行固足畏也，故曰谈何容易!”

这明显是以古讽今，发泄对当世人主的不满，暗示出自言避世于朝的原因。

反过来又借非有先生之口，阐述自己的正面观点。拿伊尹事商汤，姜太公事周文王为例，说二人“诚得其君也”，故能成其大业。一番话说得吴王穆然，俯而深思，仰而泣下，幡然悔悟，叹说：

“嗟乎!余国之不亡也，绵绵连连，殆哉，世之不绝也!”于是勃然兴起：正明堂之朝，齐君臣之位，举贤才，布德惠，施仁义，赏有功；躬节俭，减后宫之费，损车马之用；放郑声，远佞人，省庖厨，去侈靡；卑宫馆，坏苑囿，填池堑，以予贫民无产业者。开内藏，振贫穷，存耆老，恤孤独；薄赋敛，省刑辟。行此三年，海内晏然，天下大洽，阴阳和调，万物咸得其宜；国无灾害之变，民无饥寒之色，家给人足，畜积有余，囹圄空虚……远方异俗之人向风慕义，各奉其职而来朝贺。

评说：“故治乱之道，存亡之端，若此易见，而君人者莫肯为也，臣愚窃以为过”。又引《诗》云：“王国克生，惟周之桢，济济多士，文王以宁。”此之谓也。

这段话便是东方朔政治思想的集中体现，完全是儒家王道德政的主张。但是，由于东方朔言谈放荡，以滑稽诙谐得宠，反而掩盖了他的政治才能，终不见用。后来略有所悟，但为时已晚，再发牢骚，婉转陈说也没有用了。一代饱学之士，“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”，成败皆因于滑稽诙谐。故司马迁和班固都视朔为滑稽家。

不知为什么刘向视东方朔为神仙家，写入《列仙传》，且与《汉书•本传》大不相同。一是说他久在吴中为书师数十年，昭帝时还在活动，“时人或谓圣人，或谓凡人。作深浅显默之行；或忠言，或亏语，莫知其旨。”二是说他活到了宣帝（前73～前50年在位）时，“弃郎以避乱世，置帻官舍，风飘之而去。后见于会稽，卖药五湖，智者疑其岁星精也”云云。文后有赞语曰：

东方奇达，混同时俗。一龙一蛇，岂豫荣辱。高韵冲霄，不羁不束。沈迹五湖，腾影旸谷。

刘向显然是根据后人传闻而作，并非史实，但也与东方朔的思想行为有关。